開欄的話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取得了歷史性成就，實現了歷史性變革。這十年，對于漫漫歷史長河是短暫的，但對個人來說，十年總是具有特別的意義。在黨的二十大即將召開之際，江蘇作家網和《江蘇作家》開設“我的文學十年”專欄，邀請5位80后作家、批評家、文學編輯和文學組織工作者，暢敘“我”與時代共前進的文學十年。這十年，見證了他們在文學之路上的成長、成熟和取得的成績，也讓他們在領略文學風景、參與構建新時代文學畫卷的同時，不忘初心、堅守理想，用對文學的虔誠之心、感恩之情，為江蘇文學的美好未來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第三期推出的是青年批評家韓松剛的文學十年：《時代的協奏和個人的低語》。
時代的協奏和個人的低語
雖然，一切的回憶或者回顧都可能落入某種俗套，但我仍然希望能用真誠的語調來達成一種時間的距離和思想的暗示。一切時代的喧囂，不應是個體眩暈的理由，而是界碑，由此，我們能精準地確認自身的位置。同樣的，一切浪漫的景象，不應是自我高談闊論的浮夸口吻，而是意志，借此，考驗我們保持緘默的語言能力。
追溯到十多年前，那時我對文學批評還沒有形成一定的概念和理解，也從未想到將來會從事文學批評工作。我的第一篇評論文章，發表于2008年第3期的《理論與創作》。那是我在南京大學文學院讀碩士研究生期間，寫的關于畢飛宇短篇小說《哥兒倆好》的評論?，F在來看，這部小說顯然不能算是畢飛宇創作中十分重要的作品，當時為什么選了這樣一篇小說作為闡釋的對象，我已沒有任何印象。但似乎也是這完全無意的一種選擇，從此確立了我和江蘇文學之間的某種關聯，包括后來進入江蘇作協工作，對江蘇作家作品的個人偏好，以至于后來博士論文做的就是當代江南小說的研究。也是在這樣的不知不覺中，我慢慢走上了文學批評的道路。
十多年后的2020年，吳俊老師在《文藝論壇》主持的“起點批評”欄目中推出了我個人的批評小輯（《文藝論壇》2020年第4期），小輯中刊登的兩篇文章分別是《江南小說與小說江南——江南文化視域中的當代江南小說》和《“青年寫作”的再分化——從“斷裂”到“后浪”》，而這差不多就是我過去十年文學研究和批評的兩個方向。更為巧合的是，《文藝論壇》的前身正是《理論與創作》，仿佛冥冥之中自有一種文學批評的緣分。
要談論我對文學批評的理解，不能繞開我學習和成長的源頭——南大。我是2007年考入南京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師從黃發有教授。2010年碩士畢業之時，經黃老師推薦，我考入省作協，進入《揚子江文學評論》（當時是《揚子江評論》）編輯部工作。2013年，我又考取了黃老師的博士繼續學業，后因黃老師工作變動，轉入吳俊老師名下，并于2017年順利畢業?？梢哉f，在南大讀書的七年，改變并塑造了我的文學觀念。即便是現在，我依然無比懷念那個時候的南大，許志英、董健等老一輩學者還健在，另有一批活躍而卓越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者引領著彼時的批評潮流，有種“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氣勢瀚海而來。
我的文學批評或許就是于此而始。如果說南大是一扇門，我推門進來，那么作協就是一扇窗，我抬眼望去。從2010年進入《揚子江文學評論》編輯部，到現在在創研室工作，似乎是眨眼間，我已經在省作協工作十多年了。這中間，經歷了很多，一個青澀而懵懂的青年，在時代的變遷和流動的生活中，早已被時光打磨的粗糲而清醒。
在省作協工作的這十多年，從作為一名編輯，開始進入文學研究的現場，與作家、評論家產生交集，到后來自己做起批評，嘗試著進入文學現場，關注當下的文學創作，我自己未必能夠梳理出一條清晰的成長線索。但毫無疑問的，這是我生命中最為重要的十年。十年里，文學批評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我、影響著我的生活，它所給予我的恐慌和壓力同樣須臾不離，“批評家”這聲名的意味，和它所負擔的價值和意義，讓我不得不時刻保持著“與迅速獲得的名聲歸于同一類的是虛假的名聲”（叔本華語）的警惕。
說真的，過去的十年，文學太熱鬧了，而我們也得益于這樣的熱鬧。在熱鬧中觀察、體驗，在熱鬧中發聲、緘默。我們會對這熱鬧保持一種小心，但仍不妨礙我們的熱情，甚至有時候為此而丟失了不少的冷靜和客觀。我不能說這樣的熱鬧不好，但這樣的熱鬧往往容易滋生盲目和浮躁，長遠地說，并不利于個體的生長。沒有一個健康體魄的文學，談何未來呢。而在這樣的氛圍中成長起來的批評家，也難免一種先天的不足，我們像是被過度培養的一代人，缺乏一種自我成長的強大主體性和內驅力，而始終無法翻越自我精神的圍欄。如此一來，批評，還能為它自身而存在嗎？我們需要一種強勁的文學、強健的人格，以及與此相應的強壯的文學批評。
當然，個人的聲音在時代的協奏中是不可或缺的，就像不可能存在單獨鳴響的音樂一樣。我們仍然會在時代的協奏中，發出某種自我而不和諧的雜音，就像那喧囂躁動的文學現場背后不是也隱藏著諸多的質疑和冒犯嗎？我們會提出這樣那樣的問題，雖然無法解決，但在勇于涉險的同時，也在努力爭取一種“去同質化”的同時代性，并想方設法在這種同時代性中冒險——將時代和個體的悲傷一一揭示——而不僅僅是做一個可疑的旁觀者。
圖片 說到底，批評并不是一種絕對的理念，它也是一種“關系”的呈現：批評者和作者的關系、和作品的關系、和世界的關系、和他人的關系、和故事的關系、和語言的關系等等。它通向內部，也伸向外部，它不是孤掌難鳴，而是更高意義上的共鳴。
過去的十多年，是不同尋常的一段歲月。我們見證了歷史的許多高光時刻，也不可回避地承受著諸多現實之痛。作為事件的文學，和作為文學的事件，以及與此相關的故事，我們可以講出很多很多。這其實不是重點，重要的是，這一時代的文學和文學批評，是否能夠幫助我們重獲一種自我的意識，重獲一種精神的提升，重獲一種痛苦和憤怒的力量，還是僅僅讓我們歡欣鼓舞，或者讓我們無奈地意識到一切都已經無法挽回。
我的文學十年，僅僅局限于一種自我的偏頗認識，有收獲，但更多的是失去，這當然不是一種悲觀主義，因為沒有一種收獲同時不會讓人失去，相反，它教會我冷靜和客觀，一切過去的本也意味著失去，而批評是我理解失去的一種思考方式——一種知道什么可以失去，什么不能失去的方式。
哈羅德•布魯姆說，文學研究無論怎樣進行也拯救不了任何人，也改善不了任何社會。莎士比亞不會使我們變好或變壞，但他可以教導我們如何在自省時聽到自我。文學和文學批評的意義或許就在于，它是基于自我的，是生命主體表達自我與建構自我的一種方式。
這是一個充滿了種種不確定性的時代，然而，對于青年人、知識人甚至于每一個人來說，這或許也是認識自我、認識社會、認識世界的一個最好的時代。文學中有奇跡，但生活中沒有。生活中只有不斷的艱辛、不解的沮喪，和不能由此而停下的思考與努力。
韓松剛簡介
韓松剛，1985年生于山東，文學博士，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江蘇省第四期、第五期“333高層次人才培養工程”中青年學術帶頭人。研究領域為中國當代小說、江南文化與小說創作、青年寫作等。出版學術專著《當代江南小說論》和文學評論集《現實的表情》《謊言的默許》。曾獲江蘇省優秀博士學位論文、江蘇省紫金山文學獎、江蘇省文藝大獎•文藝評論獎、南京文學藝術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