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作家網訊 2022年11月12日上午，新山鄉巨變與新鄉村書寫主題論壇在常州召開。論壇由江蘇省作家協會、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常州市文聯聯合主辦，中國作協黨組成員、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吳義勤，中國作協副主席、江蘇省作協主席畢飛宇，中國作協主席團委員、創研部主任何向陽，江蘇省作協黨組書記、書記處第一書記、常務副主席汪興國，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副主席丁捷，常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長蔣鵬舉，市文聯黨組書記、主席舒文，以及首屆高曉聲文學獎獲獎作家、國內知名批評家等20余人出席研討。丁捷和南京大學資深教授丁帆分別主持論壇開幕式和主題發言。
吳義勤在講話中指出，從文學與現實的勾連來看，我黨歷史上經歷了四次山鄉巨變：第一次是解放戰爭時期實行土改，以丁玲為代表的作家創作出了《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等一批文學經典；第二次是合作化時期，誕生了柳青、周立波、趙樹理等著名鄉土文學作家；第三次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賈平凹等寫了一批反映新時期農村改革的文學作品。“第四次就是新時代的山鄉巨變，是中國在脫貧攻堅、全面小康完成之后，以農村現代化、共同富裕、生態建設等為特征的山鄉巨變”。此時提出“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出發點就是回應我們這個時代對文學的召喚”，推動產生一批反映新時代山鄉巨變的新經典作品，塑造一批新的文學典型形象和新時代文學地標，激活“五四”以來的鄉土文學傳統，并推動在山鄉巨變一線的民間寫作者書寫自己的生活。吳義勤指出，這一計劃“不要急功近利的、主題先行的、簡單圖解政策的、宣傳口號式的作品，也不要粗制濫造的、歌功頌德的、好人好事式的作品，需要的是充滿藝術創造性和想象力，充滿思想深度和人性溫度的優秀作品。”
“一直以來，江蘇文學就有書寫鄉村題材的傳統。”汪興國在致辭中指出，高曉聲先生的《李順大造屋》《陳奐生上城》等作品是當代文學的經典之作；新時期以來，趙本夫、范小青、畢飛宇等作家的鄉土書寫，在中國當代文學史、江蘇文學史上，都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江蘇作協將認真實施“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和“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以構筑文學精品創作高地的豐碩成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建設新時代魚米之鄉匯聚文學的蓬勃力量。
此次論壇是江蘇作協貫徹“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的一個具體舉措。而吳義勤和汪興國提及的鄉土書寫傳統、新鄉村現實、寫作主體和文本文體等均在論壇中得到了回應和討論。
從高曉聲談起：對經典鄉土文學脈絡的賡續與繼承
今年7月，丁帆回到年輕時候插隊的寶應縣，明顯感覺農村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傳統鄉土的地緣地貌、農業文明的種種景象全部被破壞了。”丁帆從現當代文學史的意義上將其視為已經悄悄開始的“第三次山鄉巨變”。在他看來，現代當文學史上的第一次鄉土文學發軔期是以魯迅為首的作家在上世紀20年代形成的鄉土文學黃金期；第二次是上世紀80年代，批判現實主義和西方現代派技法融入鄉土書寫，從主題和審美兩個角度形塑了鄉土文學的新變；面對新世紀開始的第三次巨變，“作家要怎么來寫？”
正如丁帆所說，鄉土文學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魯迅開始，鄉土文學一方面不斷與新的鄉土經驗發生深刻勾連，一方面不斷在汲取以往寫作傳統的基礎上發生“蝶變”，沉淀為新的書寫傳統。“高曉聲身上就鮮明地體現了‘五四’以來的文學傳統。”在何向陽看來，魯迅的小說至少有三個線頭，一個是以《阿Q正傳》為代表的對農民問題的思索，一個是以《狂人日記》為代表的對知識分子問題的開掘，一個是以《祝?！贰秱拧窞榇淼膶ε詥栴}的關切。高曉聲恰恰延續了魯迅對于農民思索的線頭，“高曉聲用藝術的手法將改革開放時期農民的所做所想寫出來，比如《漏斗戶主》和‘陳奐生’系列，豐富了中國文學譜系的農民形象。時代之變見于陳奐生的一生，農民之變見于高曉聲的筆下。”
新鄉土現實：是文化問題，也是社會問題
以高曉聲的創作為歷史鏡像，當下，經典文學源流還能否與新時代鄉土現實匯合相撞，激變出文學史上的“第三次山鄉巨變”？何向陽指出，“新山鄉巨變是文化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然而值得深思的是，無論作家或批評家，談到鄉土寫作，首先讓他們感到困惑的便是新時代的鄉土經驗。羅偉章和胡學文明確表示自己是“帶著問題來的”。“比如農民這個身份怎么界定？”朱輝也提出了自己的疑問，他認為還是要看他和農產品的關系，他是不是農產品的生產者。
農民是不是就是農產品的生產者？“過去農民養雞養豬種糧，但現在很多農民都不種糧食了。”省作協副主席、南京大學教授王彬彬看到了不同的景象，土地被集中流傳，很多人不種地不養雞。廣大鄉鎮企業不發達地區的農村年輕人外出打工了，靠打工的錢反哺鄉村。在農村出生長大的王彬彬面對新的景象同樣深感困惑。
“每一次鄉村運動、鄉村敘事，都與整個社會政治變化和政治文化有很大的聯系。”省作協副主席、蘇州大學教授王堯近年回到故鄉，很明顯地感到鄉村的人文結構被顛覆了，“我青少年時期所有的生活場景被保護了，變成風景，這中間有很大區別。”
類似的變化讓作家范小青同樣印象深刻。她看到，當前很多地方建有特色小鎮，雖然精美，但規劃思路雷同，多元化的鄉村生態被框定的“特色”所凝固。她另外了解到一些人四五十歲之后突然開始寫文學作品，他們大都是農村的拆遷戶，分房以后開始尋求精神生活。對于這些新的現實和人物，“怎么認識怎么去寫，都需要深入思考。”
作家余一鳴近年來專注圩田文化對平原農民的影響，為了創作，他多次深入調查，對當代農村現實也有自己的感悟。他認為當前鄉村值得關注的變化包括：大學生村官下鄉和農民的融合、農民進城賺錢回哺鄉村、扶貧工作的反復、生態領域的還湖退田。“因為時代的劇烈變化，很多農民有很大的心理上的不適應，這都是要理清的。”
諸多發言已然揭示了迥然各異的鄉土。“中國960萬平方公里之大，各地的文化歷史和現實處境差異很大，寫這個地方的農民，怎樣讓其他地域的讀者跟你共鳴？”復旦大學教授郜元寶因此提出尋求“聚焦”以達成情感共振。作為研究者，他沿著鄉土文學書寫經驗抽絲剝繭，提出了幾條方法論，比如以“鄉鎮”為關注點，“鄉鎮連通城鄉就容易聚焦，路遙其實也是從這個角度想克服地域的隔絕，取得共同性。”
新鄉土書寫：沒琢磨透，才有寫作的欲望
在傳統農耕觀念、農業文明遭到顛覆的時刻，鄉土文學的內涵和邊界也隨之衍變、擴張。“其實寫的時候不會有很明晰的區域性定義”，作家胡學文指出，比如一個鄉村整體搬遷到縣城或鄉鎮，人的生活、情感、思維方式都發生了變化，“但我特別感興趣的是始終還有一個不變的東西。變與不變的這種關系是怎么互相影響的？我也沒琢磨透，因為沒琢磨透，可能才有寫作的欲望。”
胡學文所說的“沒琢磨透”更多是充滿問題意識的寫作預備，與毫無積累和毫不“琢磨”的貿然書寫截然有別，而后者必然產出粗制濫造的文本?！稉P子江文學評論》副主編何同彬剖析當下鄉土創作存在的幾類突出問題：主題創作的誤區，除了“主題”對，其他都是錯的；現實感的誤區，如圖解文件、政策的表面現實，賣弄風土人情的地方性現實和歪曲的戲劇性的媒體現實；此外，還包括作家的誤區、正能量的誤區和文體的誤區。
談到文體和作家，何同彬提出，是不是應當借鑒“三明治”“真實故事計劃”這些平臺的既有經驗，鼓勵真正有鄉土經驗的文學素人開展非虛構寫作？這一想法與蘇州大學副教授劉陽揚不謀而合，她提出，新時代鄉土書寫，或許可以繼續強化文學地標，推動文體新變，引入非虛構這一文體樣態來革新當下的鄉土題材寫作。
“即便到了這樣一個新的時代，鄉土觀念和鄉土經驗仍然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省作協創研室副主任韓松剛說。與何同彬剖析的問題文本相對照，韓松剛和南京大學教授張光芒臚列了當下值得關注的鄉土書寫。張光芒歷數鄉土文學領域的江蘇身影：比如張榮超和謝昕梅的《我是扶貧書記》、李海年的《大步流星》、王大進的《眺望》；全國范圍內則是趙德發的《經山?！?。這些或是關注新時代“創業史”，或是塑造了與以往不同的返鄉青年和打工女性形象。韓松剛則重點關注了一批青年作家：游牧作家索南才讓的代表作《荒原上》是一種偏于自然的寫作；江蘇作家孫頻的最新山林系列小說《以鳥獸之名》，糅合懸疑、偵探、意識流等多種元素，是一種偏于現代的寫作；魏思孝嘗試為身邊的農村婦女和農村男性“做傳”，推出“鄉村三部曲”；鄭小驢的《西洲曲》有一種歷史化的鄉土現實主義寫作風格；甫躍輝的《萬重山》則是偏于記憶的書寫。韓松剛注意到，這些青年作者的共同點是沒有“鄉愁”，告別鄉愁，甚至可以說拒絕鄉愁。“鄉村更多的時候只是一個鏡像，它預示著城市和鄉村的渾融一體。”
回到高曉聲：好的文學一定是生命力去推動的
這是一種新的寫作意識。“意識對寫作者很重要”，作家沈念認為，今天寫鄉村更應該去寫現代化巨變對人的精神狀況的深刻影響，因此要去經歷、去積累對鄉村生活和鄉村情感的認知。王彬彬也指出，“你可以純粹表達你的感受、你的困惑、你的迷茫，但是感受困惑迷茫要表現得有深度，就需要理論思想的介入。”或許可以從這個層面重新理解胡學文的“沒琢磨透”，而這也是今天重新談論高曉聲的深層意義。
仍然回到高曉聲?！妒斋@》主編程永新年輕時候從前輩編輯口中得到了對高曉聲的印象——“一個被改造成農民軀殼的作家，但他有那種向往現代的靈魂。”通過閱讀，程永新更深刻地感受到這一反差。高曉聲的作品中，他最喜歡《錢包》和《魚釣》。“《錢包》不僅是具象的錢包，《魚釣》也不是具象的魚釣，它們都有超現實的象征意義。”在程永新看來，現實主義是一棵參天大樹，但是這棵樹上帶著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果子。“在高曉聲他們那一代作家里面，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有那種對生活、對靈魂、對藝術自覺接軌的意識，這是今天特別要去繼承的東西。”呼應羅偉章開頭提出的擔憂——“現在很多作品生命力比較弱”，程永新再次強調生命力的重要，“好的文學一定是生命力去推動的”，高曉聲作品里的象征正是跟他的生命體驗息息相關的。
畢飛宇對程永新的話深有同感?？偨Y發言時，畢飛宇提到當年讀高曉聲的《魚釣》，“我嚇一跳，我再也沒有想到在那么多年之前，高曉聲就為我們提供了如此杰出的文本”。那時他應王彬彬的邀請為高曉聲撰寫評論，因而系統重讀了高曉聲的作品，“我看到一半的時候，我相信了王彬彬教授的判斷，享有盛譽的高曉聲被我們低估了，他依然值得我們好好去研究、去探索、去深化。他最讓我感到震驚的是，這是一個到了晚年開始迅速生長的作家。”因此，“高曉聲”三個字也是促成省作協與常州市委宣傳部合辦高曉聲文學獎的重要原因，畢飛宇表示，這個獎的意義不僅僅是讓這些作家獲得榮譽，最要緊的一條是要讓依然關心中國大地的作家找到了方向，通過評獎為未來鄉土文學小說提供標桿。（文/俞麗云，圖/于邦瑞）
